【宗派源流】全真道

  全真道是中国道教后期的两大派别之一。创建于金初,后再与其他丹鼎小派合并而成。大派一直流传至今。

  全真道的创始人王嚞(1112~1170)。原名中孚,字允卿。入道后,改名嚞,字知明,号重阳子。陕西咸阳人。金正隆四年(1159),声称于甘河镇遇仙,改儒为道。曾居终南山修道。金世宗大定七年(1167)去山东传教,先后在文登、宁海、福山、登州、莱州等地建立三教七宝会、三教金莲会、三教三光会、三教玉华会、三教平等会,传道说法。在这期间,先后收马钰、谭处端、刘处玄、邱处机、王处一、郝大通、孙不二等七人为徒,创立全真道。

  (一) 全真道建立后的相当长段时间内,以其本身所具有的活力和统治阶级的支持,保持着向上发展的势头。与此同时,又保持着清楚的传承体系和集中统一的领导体制。在金元时期,经历了王嚞、马钰、谭处端、刘处玄、邱处机、尹志平、李志常、张志敬、王志坦、祁志诚、张志仙、苗道一、孙德彧、兰道元、孙履道、完颜德明等十数代掌教的传承。它整个发展的历史,大略经历了四个时期。

  初传时期

  全真道从初建至金末,是初传时期。王嚞经过多年努力,于大定七年(1167)把教派建立起来之后,于大定十年死于从山东返回陕西的途中。马钰嗣教,七大弟子分别在秦、翼、鲁、豫等地修炼、传教,而以马钰所活动的关陕一带为传播中心。尹志平《北游语录》称,马钰掌教时期,遵行“以无为为主”的教旨。所谓无为,指全真道的个人内修之“真功”,即以很大精力从事个人修炼,而不以太多的精力与时间去发展教徒,营造宫观。此时期他们大多过着清修苦炼、云游乞食的生活。但却逐渐吸引了一部分信徒,也赢得了一些中下层官吏的敬信和保护。此时与金廷上层统治者也无直接关系,组织规模和力量也比较小。

  自刘处玄于金大定二十六年、邱处机于金泰和四年(1204)相继掌教以后,始逐渐重视创立宫观和收徒活动。

  《北游语录》称刘处玄遵行的教旨是“无为、有为相半”,至邱处机则“有为十之九,无为虽有其一,犹存而勿用焉”。所谓有为,即指创观收徒活动。在此时期,他们以山东半岛为活动中心,收了相当数量的信徒,建起了一批宫观。从而引起了金廷的重视。大定二十七年,王处一被召至京,世宗问以养生之道。次年又召邱处机进京,命庵于万宁宫之西,以便皇帝召见问道,并命他主持万春节醮事。翌年,又召王处一。王抵京时,世宗驾崩,章宗即位命王处一为世宗设醮冥福。

  皇帝的一再征召问道,抬高了全真道士的身价,促进了全真道的发展。元好问《紫微观记》描述了当时全真道传播的盛况:“南际淮,北至朔漠,西向秦,东向海,山林城市,庐舍相望,什百为偶,甲乙授受;牢不可破。”明昌元年(1190),金廷“惧其有张角斗米之变”,虽“以惑众乱民”为由,下令“禁罢全真及五行、毗卢”,①但一直未能遏制其发展,以致“已绝而复存,稍微而更炽”。②这样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之后,全真道组织已具有相当的规模,它在鲁、豫、秦、冀等地,已有了相当深厚的组织基础。

  鼎盛时期

  金元之交,直至南宋覆灭的数十年间,是中国大地铁骑纵横、血火纷飞,生民涂炭的苦难年代,但也是全真道的鼎盛时期。鼎盛局面的积极推动者为邱处机,转变的契机则是成吉思汗对他的召见。在金世宗、章宗两朝(1161~1208),经过刘处玄、邱处机的努力,全真道在民间已拥有了较大势力,金贞皊二年(1214),邱处机又应山东驸马都尉之请,出而招安杨安儿的起义军。于是邱处机及其全真道,成为蒙古、金、南宋三方交相争取的对象,在金贞皊、兴定(1213~1221)年间,三方先后派遣使臣征召邱处机。邱处机审时度势,鉴于金王朝行将灭亡,南宋十分屠弱,唯有蒙古力量方兴未艾,乃作出:却金使,谢宋聘,独赴正在西征西域的成吉思汗之召的重大决定。他不辞年届七十三岁的高龄,甘冒风沙大雪之苦,于1219年率十八随行弟子登上征途,经历两年多的万里跋涉,终于在1222年到达西域大雪山(今阿富汗境内都库什山)成吉思汗的军营。成吉思汗对邱处机的到来慰勉有加,亲自两三次召见并作长谈。邱处机对其所问为治之方及长生久视之道,皆作了仔细的回答。深得成吉思汗的礼敬,尊称其为“邱神仙”。当他于1223年请准东归时,令他“掌管天下的出家人”,并敕免全真门下道士的差役赋税。

  1224年邱处机返抵燕京,被请住大天长观(后改名长春宫),他顿时身价百倍,成为北方道教的风云人物,所居长春宫从此成为全真道活动的中心。“由是玄风大振,四方翕然,道俗景仰,学徒云集”。③邱处机乃不失时机地着手全真道的大发展工作。实际上,他早在西觐东归途中,即大约在1223年五六月之某日,夜宿盖里泊(抚州之丰利县境内)时,就语其随行弟子曰:“今大兵之后,人民涂炭,居无室,行无食者,皆是也。立观度人,时不可失。此修行之先务,人人当铭诸心”。

  故在此后,全真弟子们大建宫观,广收门徒的活动,就以空前的规模开展起来了。全真道大建宫观、广收门徒的活动,从邱处机住长春宫起,一直持续到尹志平、李志常掌教期间。在这三十余年里,到底建了多少宫观,收了多少门徒,现已难于详考。仅就《顺天府志》所引《析津志》和《元一统志》所记之宫观作粗略统计,燕京及其附近地区即有宫观百余所,其中绝大部分为全真道宫观,又皆属邱处机至李志常掌教期间所建。其次,在河北、河南地区,李志柔及其弟子根据邱处机“立观度人”的意旨,先后在河北的大名、磁州等地“起建大小庵观殆三百区,化度道流称是”。⑥刘志源也在大名路“建宫立观,亦二百余所”,“度门弟子三千余人”。⑥赵志源也在河北“大名、磁、相之间,度学者凡数百人,立庵观十有余所”。⑦李志远则在河南卫州胙城等地建立庵观。⑧又其次,在山东、山西地区,张志渊在山东“主东平郓城白云观,度弟子千余人,庵观称是”。⑨潘德冲则在山西芮城县建了全真道三大祖庭之一的纯阳万寿宫。俗称永乐宫。宋德方利用在山西平阳编《道藏》的机会,“犹假余力,即莱州神山开九阳洞及建立宫观,自燕至秦晋,凡四十余区”。⑩薛知微也“度门弟子数百人”,“立观度人于河东云、应”之间。⑾再次,在陕西、甘肃地区,于善庆(后改名志道)根据邱处机的安排,长期活动于陕西陇县、凤翔一带,“诣门求度为道士者数百人,俱立观院于凤翔、汧、陇之间”。⑿綦志远在李志常掌教期间,提点陕西教事,曾“度门弟子数百人,建立宫观二十余所”。⒀冯志亨在尹志平嗣教后之庚子年(1240),随志平去陕西改葬王嚞的路途中,“自燕至秦三千余里,凡经过道家宫观,废者兴之,缺者完之,至百余所”。⒁ 在邱处机的“立观度人”的号召下,大约经过三十余年的经营,全真道的宫观、弟子遍布于河北、河南、山东、山西、陕西、甘肃等广大地区。《清虚宫重显子返真碑铭》称:“东尽海,南薄汉淮,西北历广漠,虽十庐之聚,必有香火一席之奉。”《修武清真观记》称:自“邱往赴龙廷之召,…… 自是而后,黄冠之人,十分天下之二。声焰隆盛,鼓动海岳。” 1228年安葬邱处机,和1241年会葬王嚞,可说是对全真道力量的一次大检阅。据载,安葬邱处机时,“四方来会之道俗逾万人,至有司卫之以甲兵”。⒂会葬王嚞时,“时陕右虽甫定,犹为边鄙重地,经理及会葬者,四方道俗云集,常数万人”。⒃不仅如此,据《尹宗师碑铭》记载,当尹志平于1236年,去陕西营建祖庭时,“时陕右甫定,遗民犹有保栅未下者,闻师至,相先归附,师为抚慰,皆按堵如故”。不久,在去云中化度道士的返回途中,“道经太行山,群盗罗拜受教,悉为良民。出井陉,历赵魏齐鲁,请命者皆谢遣。原野道路设香花,望尘迎拜者,日千万计,贡物山集。”这些描写,难免夸大,但全真道及其首领在群众中影响很大,当是事实。

  尽管尹志平利用宗教的号召力,为元统治者效劳,但因其影响过大,却引起元统治者的猜忌。因此在元宪宗时期的佛、道“化胡经”之争中,元统治者持明显的袒佛立场,使全真道在(宪宗八年和至元十八年)佛道大辩论中两次败北,予全真道以沉重的打击。全真道发展的鼎盛局面,亦随之宣告结束。

  南北归宗时期

  自元宪宗八年(1258),全真道在《化胡经》斗争中失败以后,处境十分困难,教徒的发展受到限制,斋醮被禁止举行。中经张志敬、王志坦、祁志诚、张志仙四人相继掌教,一直处于发展的低谷。直至成宗即位后的元贞元年(1295),始宣布大弛禁: “梗其道者(指权臣相哥)除之,取其业者(被僧人侵占的宫观)还之”。⒄方使全真道从艰难处境中解脱出来。

  全真道的发展尽管有低谷,但并没有停滞。特别值得指出的是,元朝实现了南北统一,为原在北方的全真道提供了南传的条件,当然也为原在南方的道教南宗提供了北上的机会。据现在所知,最早进入黄河以南传道的全真道士是吉志通,他是陕西郃阳人。 “师乔潜道及潘清容。博学多闻。后居武当山,十年不火食。”于中统甲子(1264)逝世。⒅乔潜道是马钰弟子,吉志通即是马钰之再传。推其居武当山的时间,当在元宪宗时。比吉志通稍晚,武当山又有鲁大宥和汪真常相继成为全真道士,此后全真弟子日众,武当山遂成为全真道的重要据点。继武当山之后,全真道继续南传至苏、浙、闽、赣等地区,如居江苏仪征的李道纯(或谓居凤阳盱眙),居浙江杭州的徐弘道、丁野鹤、黄公望,居浙江黄岩委羽山的赵与庆,活动于江西、福建一带的金志扬、桂心渊,以及活动于江西、浙江、福建一带的李珏至陈致虚一系等。他们大多是南宗道士而加入全真道者。

  全真道的南传,使原来互相隔绝、但却同源于钟吕金丹派的南、北二宗(南宗与全真道)增加了接触的机会。由此经过接触,彼此认同,逐渐产生了合为一宗的要求,特别是组织松散、势力弱小的南宗更有会归全真道的愿望。为了使二宗合为一宗,必须对二宗原来各自尊祀的祖师传系作必要的调整,使之合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祖师系统,以便合宗后共同崇祀。这是二宗合并必不可少的工作。在这过程中,陈致虚是积极的推动者,他根据二宗已有的成说,在《金丹大要》和《金丹大要列仙志》中,提出了如下的祖师系统: 这种安排,显然是抬高了北宗,降低了南宗,但在当时元室已封王玄甫、钟离权、吕岩、刘海蟾、王嚞等为“真君”、“帝君”的条件下,这是最好的安排,故终被双方所接受,完成了二宗的合并。时间大约在元代中后期。

  全真道除合并南宗以外,元代中后期又合并了真大道、楼观道和部分净明道,成为唯一的一个丹鼎大派,与符箓大派正一道平行发展。

  自元成宗即位,解除了对全真道的禁令以后,苗道一、孙德彧、兰道元、孙履道、完颜德明等相继掌教。自苗道一起、每任掌教皆授封为真人、演教大宗师、知集贤院道教事。这是除玄教以外,其他道派掌教皆未获得过的褒封。他们在此褒封宠遇下,都相继由清静恬淡之士变为道士官僚。他们所居之地,早已不是王嚞为之设计的远离尘嚣的茅庵,而是置诸京城的雕梁画栋的豪华宫室。平时所为,除为皇室建斋祈福外,则是忙于与通显豪家相往还。陈垣先生称全真道上层的这种变化为“末流之贵盛”。上层贵盛了,教务随之却退步了。前期人才济济的景象不存在了,渐显出人才凋零的景象,前期那股朝气不见了,渐显出衰老的暮气来。

  衰落时期

  入明以后,全真道步入衰落时期。这有它本身活力大半丧失的原因,也有明王朝所施政策的原因。明太祖为《大明玄教立成斋醮仪》所作的御制序文中说:“禅与全真务以修身养性,独为自己而已;教与正一专以超脱。特为孝子慈亲之设,益人伦,厚风俗,其功大矣哉!”表现出只支持正一,不支持全真的意向。后来的实际作法确是如此。朱元璋及其继任者召见的大多是正一天师及其门徒,道录司各级道官也大都以他们充任,全真道士被召见和受委任者极少。全真道首领并不住在白云观,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。在上述情况下,全真道分裂为诸多小派进行独自的活动,其正宗为“七真派”。即宗邱处机的龙门派,宗刘处玄的随山派,宗潭处端的南无派,宗马钰的遇仙派,宗王处一的嵛山派,宗郝大通的华山派,宗孙不二的清静派。其中以龙门派势力最大,记载也较多,其余六派所知甚少。至清初,龙门派经王常月之中兴,龙门派更盛于其他各派。除此全真嫡系七派外,又有明初张三丰所传的支派,万历间陆西星所传内丹东派,清嘉、道间李西月所传内丹西派,盖皆属全真道之旁系。以上派系再经繁衍,在明清时期,又分化出更多的小派。据《诸真宗派总簿》所载,即有八十六派,(含全真、正一两系),每派均有取名排辈用字。派系分衍愈多,并不表明道教的强大,恰恰反映它的衰微。

  (二) 全真道是金初在中国北方相继兴起的三个新道派之一。

  它与原有的道教旧派有显著的不同。

  三教合一的思想

  六朝以后,三教合一论逐渐成为思想界的主要潮流,儒、释、道三家,不时有头面人物出来打此旗帜,以推行其学说。

  王嚞在创立全真教时,也宣扬三教合一的思想作为创教的宗旨。他在山东文登等地所建立的五个会,皆冠以“三教”二字。传教时,又劝人诵读佛教《般若心经》、道教《道德经》《清静经》及儒家《孝经》。在他的言论、著作中,三教合一论更是俯拾皆是。如在《金关玉锁诀》中说:“三教者,如鼎三足,……不离真道也。喻曰:似一根树生三枝也。”在《示学道人》诗中说:“心中端正莫生邪,三教搜来做一家。义理显时何有界?妙玄通后更无加。”又有诗云:“儒门释户道相通,三教从来一祖风。”在《答战公问先释后道》中称:“释道从来是一家,两般形貌理无差。”他的这种思想亦为其弟子所接受,而加以广泛宣传。如马钰有诗劝僧道合同,勿相诽谤,其《赠李大乘兼呈净公长老》诗云:“虽有儒生为益友,不成三教不团圆。”《丹阳真人语录》称他“在东牟道上行,僧道往来者,识与不识,必先致拜。”其他弟子也如此。邱处机《磻溪集》卷一有诗云:“儒释道源三教祖,由来千圣古今同。”刘处玄《仙乐集》卷三也称“三教归一,弗论道释”。

  全真道的创建者在教义、教制、教规以及内丹修炼等方面都贯彻三教合一的思想。全真道的教义集中体现于“全真”二字。对此二字有过多种解释,或谓使“真性”保全,或谓使“精气神”三全,或谓个人内修的“真功”与济世利人的“真行”兼备而两全。后者是全真道创建者们十分强调的。

  他们以“忍辱含垢”为“真功”的重要内容,但为什么要忍辱含垢?则引进了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。尹志平的《北游语录》中称:“凡人无故遭人欺罔困辱,甚或杀害,莫非还宿债也。”郝大通弟子王志谨说:“乃至大小喜怒、毁谤、打骂、是非,见面相嫌,皆是前因所结旧冤,现世要还。须当欢喜承受,不敢辩证。承当忍耐,便是还讫。但有争竞,便同抵债不还,积累更深,冤冤重结,永无了期。”⒆他们以“苦己利人”为“真行”,所谓苦己,就是实行绝对的禁欲主义,把生活欲求降到最低限度,实行苦行生活。他们又以履行儒家的伦理纲常为修炼“真功”、“真行”的前提。这是对道教传统的积功累行的修行原则的继承和发展。王嚞教在家修道者尽伦常之道,“与六亲和睦,朋友圆方,宗祖灵祠祭飨频,行孝以序思量”。⒇又谓修炼内丹,必以“忠君王,孝顺父母师资”MD为首务。马钰入道的《立誓状文》也以“遵依国法为先。”总之,在教制、教规、内丹修炼方面,无不汲取儒、释。可以说,三教合一是全真道立教的主旨,是比其他旧派道教更为鲜明的特征。

  成仙证真的信仰

  长生成仙是道教的基本信仰,它是区别于其他宗教的根本标志。全真道的基本信仰也是如此。但是它和旧道派有很大的不同,旧道派大都认为,经过修炼,形、神皆可不死,故其信仰是肉体与精神一起长存,即所谓“白日飞升”。全真道则不然,它在成仙信仰上,不再追求“肉体不死”,只追求“真性”解脱和“阳神”升天。他们认为,人的肉体是要死灭的,人的真性或阳神则可以长存。王嚞谓:“修行须借色身修,莫滞凡躯做本求。假合四般终是坏,真灵一性要开收。”ME又谓“唯一灵是真,肉身四大是假”。 MF因此他批评肉体长生的追求者,曰:“离凡世者,非身离也,言心地也。……今之人欲永不死而离凡世者,大愚,不达道理也。”MG刘处玄的《至真语录》亦称:“万形至其百年则身死,其性不死也。”又:“真我者,人之性也,……无形之道也。”“无形之道则真也”。“伪我,则养身之道,则假也。”全真道放弃肉体不死的信念,只追求“真性”解脱和“阳神”升天,虽与旧道教相区别,但却与佛教追求的“涅”相近似。实际上他们所谓的真性,或叫本来一灵,元神,元性,真心等概念,即源于佛教。

  既然肉体是要死的,只有“真性”、“阳神”得到解脱后可以长存、升天,因而他们乃视人的肉体为桎梏,意欲其毁灭,以便真性、阳神的早日解脱。所以人们在王嚞及其弟子们的诗文集中,能见到许多破斥肉体、否定人生的言论。邱处机斥肉体为“臭皮囊”和“烂肉”,“一点如如至性,扑入臭皮囊,游魂失道,随波逐浪,万年千载不还乡。”“一团臭肉,千古迷人看不足,万种狂心,六道奔波浮更沉。”“一团脓,三寸气,使作还同傀儡。”MH谭处端认人体“本是一团腥秽物,涂搽模样巧成魔”。MI王嚞等又斥人体为“走骨尸”、“骷髅”。曾画骷髅警马钰,又作《叹骷髅》诗。谭处端云: “骷髅骷髅颜貌丑,只为生前恋花酒。”MJ邱处机又谓“子羽潘安,泉下骷髅总一般”。 MK又斥人生为“苦海”、“火宅”,视父子、夫妻亲情为“冤业”。如此等等。全真道还援引禅宗的见性成佛说,宣称只要做好内省功夫,便能顿见真性,超出生死,得到阳神解脱。谭处端称“一念不生,则脱生死”。

  邱处机称“一念无生即自由”。NC王嚞进一步宣称:“心忘念虑即超欲界,心忘诸境即超色界,不着空见即超无色界。”他认为这种精神上超出“三界”的人,就像莲根在淤泥而花在虚空,“身在凡而心在圣境”,虽然身居一室之内,却“性满乾坤”,谓之“法身”。“法身者,无形之相也,不空不有,无后无前,不下不高,非短非长,用则无所不通,藏之则昏默无济”。ND这里所谓的“法身”,大概就是全真道所追求的那个不死的“真性”和“阳神”的形象,但它和佛教所谓的离言绝相的“法身”却十分相似的。

  先性后命的内丹学说全真道以修习内丹为成仙证真的基本法门,认为道教其他修炼术皆为“区区延年小术”,只有该派所倡的内丹术为“天上大道”。NE他们的内丹术渊源于钟、吕,以性命双修为基本内容但与道教南宗修持的路线相反,不是先命后性,以修命为主,而是先性后命,以修性为主。王嚞云:“宾者是命,主者是性。”NF邱处机称:“吾宗惟贵见性,水火配合(指炼气修命——引者注)其次也。”又说该派内丹功是“三分命术,七分性学”。NG其《大丹直指》所述九节丹功,前三节为命术,后六节为性学。所谓先性后命,大略是教人先收心降念,做对境不染的明心见性功夫,使心定念寂,然后静坐调息,按钟吕派传统内丹法程序,依次炼精化气,炼气化神,炼神还虚。全真道首领从这种先性后命、以性为主的基本路线出发,有时又宣扬一种以性兼命的丹法,谓只要修性,或直接炼神还虚,即可自然了命。《丹阳真人语录》称,做清净心地工夫,“屏绝万缘,表里清净,久久精专神凝气充,三年不漏下丹结,六年不漏中丹结,九年不漏上丹结,是名三丹圆备,九转功成。”李道纯《中和集》卷二《试金石》分所有丹法为三乘九品,以直接修性而自然了命之法为“最上一乘”之顿法。牧常晁《玄宗直指万法同归》卷二也分丹法为顿、渐二乘,称直接修性者为顿法。很显然,全真道这种先性后命、以性为主、或以性兼命的丹法是受禅宗影响很深的结果,故牧常晁称之为“释氏金仙之道”,可谓一语破的。

  森严的教制教规

  全真道倡导道士必须出家住宫观。他们为了贯彻成仙证真的信仰,曾经大力破斥肉体和人生;同样,为了实现出家、建立宫观制度,又宣称家庭、亲情的虚妄。他们称家庭为“牢狱”、“火宅”,称父子夫妻亲情为“金枷玉锁”,教人捐妻舍子,“跳出樊笼”,出家修道。王嚞曰:“儿非儿,女非女,妻室恩情安可取!总是冤家敌面仇,争如勿结前头苦。”“莫骋儿群,休夸女队,与公便是为身害,脂膏刮削苦他人,只还儿女从前债”。NH谭处端云:“茫茫苦海,逐浪随波,便宜识取抽头。恩爱妻儿,都是宿世冤仇”NI将“这冤亲系脚绳儿一刀两断。”NJ所以马钰宣称“家”、“道”不能两全,应该及早觉悟,“莫待丰都追帖至,早归物外住云庵”。

  王嚞立教之初,令出家者须住庵修行,居住条件力求俭朴。《重阳立教十五论》谓: “茅庵草舍,须要遮形,……雕梁峻宇,亦非上士之作为,大殿高堂,岂是道人之活计。”在这期间,全真道士亦仿佛教倡修苦行,王嚞七大弟子皆以头陀式苦行著称。如马钰修道时,每日仅乞食一钵面,并誓死赤足,复不饮水,冬不向火。王处一“曾于沙石中跪而不起,其膝磨烂至骨。山多砺石荆棘,赤脚往来于其中,故世号铁脚云”。NL邱处机“入磻溪穴居,日乞一食,行则一蓑,虽箪瓢不置也,……昼夜不寐者六年。既而隐陇州龙门山七年,如在磻溪时”。OC郝大通于赵州桥下趺坐六年,持不语戒,儿童戏触亦不动。“寒暑风雨,不易其处”。

  全真道初期,还信奉绝对的禁欲主义信条,王嚞把人的七情五欲视为成仙证真的障碍,生死轮回的根由,要人“把七情五欲都消散”,“脱人之壳”而“与天为徒”。OE邱处机奉答成吉思汗时称:“学道之人,……世人爱处不管,世人住处不住,去声色,以清静为娱;屏滋味,以恬淡为美。……眼见乎色,耳听乎声,口嗜乎味,性逐乎情,则散其气。”而气散则体衰夭亡,死后还要“沉于地为鬼”。OF王重阳规定:“凡人修道先须依此一十二个字:断酒色财气,攀援爱念,忧愁思虑。”OG尹志平更进一步规定道徒要尽量减食、省睡、断色欲,宣称“修行之害,食、睡、色三欲为重,多食则多睡,多睡情欲所由生”。

  随着组织的扩大,特别至元初进入鼎盛以后,原来简朴的草庵,变成雕梁画栋的大殿高堂,宫观又拥有不少的田产,这时乞食苦行的生活恐已难实行。但是宫观的管理制度和清规戒律却随之逐步完善。其制度和规戒,大部仿效佛教,制度之完整和实行的严格,在道教诸派中是首屈一指的。

  经过王嚞及其弟子们对全真道教义、教规以及理论方术等的全面阐释后,使全真道具有了较新的面貌而屹立于诸道派中,为后来发展为道教两大派之一打下了基础。

稿源: 江西文明网

作者: 编辑: 胡武龙

2019年12月15日 11:50
浏览量:0